自十九世纪开始，潮州府各县属地区，社会不安，天灾不断，经济不振，民生疾苦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部分潮人便不得不离开家乡，只好决定飘洋过海到新加坡来寻找新生机。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人基本上可分为两类：一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亲戚生意越做越大，需要更多的人手；另一类则是身无分文，想要到外头闯一闯，希望能因此而闯出一个春天。

早期移居新加坡的潮人，普遍都是出于谋生的目的而自发依靠宗乡关系的互相牵引，到达新加坡以后，往往聚集在一起，在当地求取生存和发展。故此，他们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“番边”生活，大多数都抱着一种暂时“流寓”的心态，希望能在“番边”苦干一段时期后，或能衣锦还乡，与家人团聚，或能落叶归根，安享晚年。

早期新加坡潮籍的成员，主要是来自广东潮州府的八个县邑：潮安、澄海、潮阳、揭阳、饶平、普宁、惠来、南澳。他们同属潮汕方言区。除了直接从汕头南来的“新客”，早期新加坡潮帮中也有不少是从暹罗及廖内群岛转移过来的“二度”移民。他们在18世纪末离开中国，在莱佛士登上岸之前后来到新加坡，开发甘蜜园。“新客”则多在开埠始抵达新加坡。

在新加坡的华人中，福建人一直是占多数，大约是40%，潮州人排第二，但到了1901年，广东人取代了潮州人的地位。要一直到50年代，潮州人才重新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方言社群。

新加坡开埠后不久，潮人先辈便在俗称“山仔顶”（朱烈街， Chulia Street）、吻基（驳船码头, B oat Q uay）或称“十八溪墘”、“十八间后”（沙球捞路，Circular Road）、“猪仔场”（克拉码头，Clark Quay）、“水仙门”（谐街，High Street）、“皇家山脚”（里峇峇利路，River ValleyRoad）、“大老爷宫头”（指位于菲立街，Phillip Street的粤海清庙），以及大坡二马路的“新巴刹”（马真街， Merchant Street）等地开设胡椒、甘蜜等土产店，这些地区既成为潮人的商业活动中心，也成了昔日潮人聚居的地方。

潮人几经艰辛奋斗，到了19世纪40年代巨贾闻人逐渐增多，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佘有进、陈开顺、陈旭年、陈成宝、黄金炎、林亚相、蔡长茂、王万顺、王石榴、曾亚六、苏添富、吴合弟等。佘有进、陈开顺、陈旭年等人都是当时种植业的先驱和显赫人物。曾亚六、苏添富等则是早期开发义顺区的先锋人物。

19世纪初、中期，潮人在当地成为经济开发的奠基者和先锋力量，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；同时也使他们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，有的还受到殖民当局和当地苏丹、天猛公的倚重，先后涉足于政坛，成为华人社会合法的领导人。

19世纪60年代开始，还有更多的潮籍成功人士跻身于领导层，并获殖民地政府的垂青，先后成为政坛的重要人物。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50多年中，还有佘连城、陈永锡、刘长意、蔡子庸、廖正兴、陈振贤、王邦杰、林树森、李伟南、杨缵文、连瀛洲等相继出任华人参事局参事。林义顺、佘柏城、王邦杰、林锦成、刘登鼎、佘应忠、叶平玉等为太平局绅。这些虽然是殖民地政府所委任，但都增强、扩大了他们在华人社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，同时由于各自精明干练，富有公共服务精神，而在热心华侨事务、倡办华人教育和女子学校、推行社会公益等方面，分别发挥重要作用。

为了纪念当时艰辛创业而后发迹的潮籍先驱的功劳，在帝国船坞和海唇伯公庙一带，当时还出现一批以潮侨名字命名的街道、马路，如有进街、成宝路、金炎路、阿佛路、炳源街、振兴街、林大头路等。